■主持人語
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币鞍逊ㄖ谓逃{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薄皬娀巹t意識，倡導契約精神，弘揚公序良俗?！鼻嗌倌甑姆ㄖ谓逃龁栴}一直廣受社會關注，今天上網瀏覽，看到青少年違法問題格外刺眼：廣州中學生持刀將同學捅死，小學生被高年級學生用煙頭燙爛雙手，汶川抗震“小英雄”涉嫌詐騙，北大法學院學生會主席因犯盜竊罪被判入獄……我們今天就請各位嘉賓一起談談當前法治教育問題。我們要建設法治社會，應該從何做起，怎樣從小建立起法律、規則、誠信、契約和依法辦事等意識。
1.“危險的12歲和13歲”
王敬波（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我們去年開展了一次青少年法治素養的普查，做了大約5000份的問卷，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孩子對于法律的認知一直處在搖擺狀態，比如對于“你相信有錢能使鬼推磨嗎”這個問題，小學生、初中生和高中生隨著年齡的遞增法律認知在搖擺，年齡越大的越選擇相信有錢能使鬼推磨。我們還發現，12、13歲這個階段的孩子刑事責任認知程度最低，可謂“危險的12歲和13歲”。
青少年法治教育是歷年普法活動的重點。從1985年全國開展普法活動起，就著力于貫徹“提高全民法制觀念和法律教育要從娃娃抓起”，《關于改革各級學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論課教學的通知》決定在小學階段進行以“五講四美”和“五愛”為中心的、包括法律常識在內的社會常識和社會公德教育，2002年教育部、司法部、中央綜治辦、共青團中央聯合發布了《關于加強青少年學生法治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見》，強調法律素質是青少年學生綜合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求中學法治教育要著重進行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觀念教育，2007年《中小學法治教育指導綱要》對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提出具體目標，明確指出開展“法律進學?！被顒?。2014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
張良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規則是法律的基礎，青少年守法是從守規則開始的。規則意識和規則行為能力是社會性發展的基本內容，是青少年的成人之道。對青少年進行規則教育，能夠強化青少年的規則意識，培養青少年遵守規則的習慣，提高青少年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幫助青少年成長為遵紀守法的公民。
目前學校教育在應試教育的導向下，缺乏基本的規則教育。我們做過一項違法犯罪未成年人治理機制研究，共調查了2834名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人員、410名未成年社區矯正人員、751名專門學校學生和2385名普通中學學生，發現不少學生缺乏起碼的法治意識和法律知識，未成年犯在回答自己犯罪原因時，選擇“不懂法律”的占65%，58.1%的未成年犯“不知道是犯罪，也不知道會受到處罰”，64.7%的未成年犯“不知道自己的行為觸犯了法律”。
2.成長路上，教育還缺失什么
主持人：當前的思想品德課、校園文化等育人載體缺乏現實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問題多被提及。法治教育的問題出在哪兒？
楊慶江（長沙市開福區教育局副局長）：汶川地震中“小英雄”淪為大騙子，北大法學院學生會主席因犯盜竊罪被判入獄，這兩個極端的案例，雖然有社會層面和家庭層面的原因，但同時也折射出我們學校思想品德教育、法治教育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一是重應試輕育人的教育目的偏差。社會所流行的精英教育、功利追求，片面以升學率來評價學校的價值取向，扭曲了教育的本質，忽視學生心智的成長和品德的養成，背離了立德樹人的基本要求。二是重認知輕體驗的教育方式偏差。思品課程、法治教育往往注重概念的講授，知識的把握，缺乏學生的主體參與，缺失參與過程的情感體驗，難以產生情感的共鳴，教育方式單一落后。三是重外在表現評價輕價值取向形成的教育效果的偏差。學校對學生道德素養、法治意識評價缺乏科學規范的操作體系，更多依靠教師的外在觀察做出主觀評價，而真正的實效是要將道德認知、法律精神內化為學生的價值取向，價值取向就能夠主導一個人進入社會的行為舉止，終生相隨。
王敬波：我們對法治教育的定位不清晰?，F行的法治教育，將法律知識的傳授融合在各級各類學校的學科教學中，這種“零打碎敲”的教育模式不利于法治教育的實際效果。各學校的法治副校長都是兼職的，本身工作繁忙，水平參差不齊，甚至存在走過場現象。而具體的法治教育活動的組織與滲透主要依靠班主任和品德課教師，這些教師大多沒有經過專門的法律知識和素養的訓練。
缺乏高質量的分年齡分年級的法治教育教材是當前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的一大瓶頸。社會上也有一些類似教材，但是很多是法學學者寫的，沒有考慮學生不同的身心發展特點、可接受能力，在實踐當中效果不是很好，科學性不夠。
新加坡的教材非常清楚地、觀念式地開展法治教育，比如在小學一年級就提到“平等”觀念，為什么要排隊？因為人和人是平等的，并且要用規則來確定。我們則把法治和思想品德混同一起，給孩子傳遞的是“完人”教育，例如雖然講孔融讓梨，但沒教給孩子怎么分梨更公平，如果我們給出孩子一個規則，法學上稱之為“正當程序”，即切梨的人最后拿梨，這個就是公平程序，它不要求你壓抑個性必須把大梨讓給別人吃，而是通過規則保證每個人得到平等的對待。所以我覺得科學的法治教育教材應該有鮮明的理念在里面，平等、誠信、規則、意識、自由，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應該旗幟鮮明地在我們的教材當中有所反映，而不是隱含其中。
諸平（中國教育學會副秘書長）：當前法治教育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就法治講法治；二是從刑法的角度出發，把守規則當做法治教育的全部，只告訴學生不能這，不能那，學生很被動；三是形式陳舊，方法低效。
教育是面向未來的事業，今天的教育孕育著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所以，我們常說，百年大計，教育為先。但過去教育界考慮更多的是投入優先、規劃優先，實質上，教育優先更重要的是要求教育工作者有更高遠的目標，更先進的理念，更開闊的視野來把握時代的脈搏和未來公民的基本素養。因此，我們必須把法治教育列入育人的整體系統，站在建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國家和“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的高度，在目標、內容、標準等方面全方位考慮如何培養人。
從今天的中國，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民眾參與和監督是建立一個健康的政府、形成一個健康的社會的必要條件。如果把讓學生遵守規則當做法治教育的全部，就像只講知法、懂法、守法但不講用法，是不符合時代需要的。
隨著時代變化，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學生的主體意識大大加強，面對變化了的學生群體，學校在教育教學中越來越重視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不尊重兒童，強制他們遵守某些規則，而不讓他們參與制定規則，不讓他們了解這些規則對形成健康社會的意義和作用，不符合教育規律，學生表面服從，心理逆反，起不到作用。
面向未來，反觀今天的德育工作，我們感到在法治教育方面，課程沒有提供參與社會公共生活，包括法治的必備知識，校園生活也沒有提供更廣闊的空間與機會，讓學生在參與、體驗公共生活的過程中，了解公共生活的規則，養成遵守公共規則的習慣，形成關注公共生活的意識。因此，我們雖然重視法治教育，而且也開展了很多相關工作，但學生無法將法律、規則內化，形成行為習慣，并進而升華為能夠保持終身的價值取向。
3.“養不教，父之過”
主持人：中國式過馬路、佛山小悅悅事件、埃及神廟遭刻“到此一游”、旅客在飛機上互毆迫使飛機返航等現象的發生，其根源在于公民教育的缺失。學校之外，誰還應該為此負起責任？
游濤（海淀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庭庭長）：調研顯示，50%以上的少年犯來自單親、繼親或婚姻動蕩家庭，未成年人犯罪與家庭結構殘缺、家庭監護缺失、教育方式不當密切相關。像那個北大法學院學生在幾歲時父親就去世了，他母親帶著姐姐到外地打工，作為留守兒童，他是在隔代養家庭里完成他的教育的。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七歲看老”，從心理學角度講，一個孩子六七歲時可能就已經形成了基本的社會觀念、人生觀或者價值觀，家庭環境的影響對孩子的人格培養至關重要。一個五六歲的孩子知道不能闖紅燈，因為幼兒園阿姨教他說這樣做不對，但是如果家長帶著孩子去闖紅燈，孩子就認為闖紅燈也沒關系。言教不如身教，很多教育問題就是因為家長沒有把孩子教育好。北大法學院學生犯罪，很具諷刺意味。法治教育不是教授法律知識知道多少，法治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基本規則意識、做人道德意識，要從不拿別人東西開始，從不超速駕駛開始。
為人父母，真正知道該怎么教育孩子嗎？很多人教育孩子的方法無外乎從自己父輩那里學來，從周圍人聽說來，從上網搜索來。教育是一門科學，是很細致的、很專業的系統化內容，不同孩子在不同階段有不同教育方法來對應，家長應該去系統學習。很多國家設有家長課程，例如德國在每個學期都給家長開設一兩次課程，每次2到4個小時，讓家長了解自己的孩子到這個年齡階段應該被施以什么樣的教育方法。有些國家甚至把家庭教育課作為高中必修課，讓17、18歲的學生在結婚、傳宗接代之前學習包括怎么養孩子、怎么教育孩子等基礎知識。
子不教，父之過。在臺灣，強制性親職教育責任已經成為監護人教養失職的主要法律責任形式。孩子犯了罪，如果父母存在教育問題的話，要接受8到50個小時的培訓，這既是一種懲戒，也是一種教育，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如果家長拒不接受親職教育輔導或者時數不足，法院即罰款并罰到家長參加完培訓為止，如果連續處罰達三次以上，即把家長姓名公布于社會。英國的養育令規定，如果孩子不上學，發現兩次就讓家長上培訓班，接受培訓是一種法律責任。我們目前的法律對于失職監護人多規定“訓誡”“責令嚴加管教”，缺乏剛性和足夠的嚴厲性。
張良馴：學校畢竟是有圍墻的教育，只要離開學校，就需要社會教育去彌補。許多成年人不守規矩，心里沒有做人的底線和是非的界限，缺乏基本的敬畏感。不排隊、制假售假等不講規則的現象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講規則、按規則辦事的人，被有的人譏諷為死板和迂腐；而不講規則、不按規則辦事的人卻被有的人稱贊為“會辦事”“會做人”。當下有時流行的不是符合法律、政策、道德等社會正式規則，而是不成文、不公開、非正式的潛規則，不僅損害社會公平和正義，而且也毒害青少年。
挪威的小學非常重視對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交通規則教育。教育方式多樣，且生動具體。課堂上，老師采用現代多媒體技術直觀地告訴學生不同的交通信號所代表的含義；課堂下，老師把學生調查自己家庭附近有哪些交通標志作為家庭作業，并帶領學生到馬路上實地進行交通標志的識別和講解。學校邀請交警作為兼職老師，給學生講述為什么要遵守交通規則、如何遵守交通規則、如果不遵守交通規則會產生什么嚴重后果。挪威人基本不闖紅燈，司機不會隨意變道，不會擠占人行道，不會在路邊隨意停車，見到有行人過斑馬線就會減速或停車，這都是因為從小受到了良好的交通規則教育。挪威的交通事故率非常低，要歸功于小學的交通規則教育。
青少年社會教育中的規則教育，重要的不是講解規則，而是成人社會遵守規則，構建一個以遵守規則為榮、以破壞規則為恥的社會環境。
于榮學（中國教育學會中小學德育研究分會常務理事）：培育法治精神、法治文化、法治信仰，需要社會齊抓共管，這是一把鑰匙，能夠解開我們遇到的許多困惑。把法治意識、法治觀念、法治精神嵌入青少年的頭腦里，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戰略工程，需要整體設計，綜合運籌，全社會齊抓共管，我覺得應該學習北京APEC會議的經驗，推遠且及近，登高且務實。APEC會議期間北京社會違法犯罪率下降77%，以懷柔為例，各個單位都負起責任，每一家都選出代表擔負本村的安全警衛責任，犯罪案件還會發生嗎？APEC會議如此，法治教育也是如此。
多年來大中小學在法治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像法制內容進課程、進教材、進課堂，也開展了豐富的法治教育活動，比如說法治宣傳日、知識競賽、聘任法治副校長、設立模擬法庭，舉辦法規展覽，拍宣傳片……為什么有些法治意識、法治觀念沒有進入青少年頭腦呢？原因在于缺少全社會共同參與進而形成法治文化氛圍，法治文化氛圍是醞釀法治精神、滋生法治信仰的土壤、母體，這個問題不解決，做得再多也是事倍功半。
那位北大法學院學生，知道法律的條款，懂一些法律的理論，但這只是法治的軀干和骨骼，他的頭腦中沒有法治的靈魂，沒有法治的精神。如何鑄造法治信仰？應該從戰略高度，從系統工程角度進行頂層設計，制定國家法治教育的長期規劃和行政計劃，與德育融合，與核心價值觀教育融合。國家有關部門應該聯動構建藍圖，教育、司法、公安、宣傳等各部門共同參與，齊抓共管。應該明確協調單位、牽頭單位，參加單位確定責任，學習APEC會議經驗，制定路線圖，落實時間點，沒有這些措施和行動，印發再多的文件效果還是不太如意。
北京社會大講堂建設了200多個德育基地，完全可以結合起來，把它們變成法治教育基地。尤其要在公安司法等部門的配合下，到司法公安的場所去參觀學習，我們曾經請監獄17歲服刑高中生給學生現場說法，他痛哭流涕表達懺悔心情，聽講的學生心靈受到沖擊與震撼，教育效果非常好。
4.規則：校園必修課
主持人：公民教育是國家發展、學生成長的需要。法治教育如何落到實處，將概念變為學生的意識和自覺？培育和滋養青少年的法治精神、法治素養，需要我們補齊什么？
楊慶江：我區推進中小學公民教育，注重培養學生的理性與規則意識，將學生作為主體參與到學校的校園公共生活中來，創設“像公民一樣生活”的教育環境，讓學生明白自由與規則、權利與義務的關系，運用自己的智慧，在能動的活動與實踐中走向自律，實現自我的自由。這正是“強化規則意識，倡導契約精神，弘揚公序良俗”，把制定規則的過程變成準公共生活的過程。在德育方式方面，注重社會熱點問題與課堂教學的結合，不把公民課、品德課、法治課等上成說教課，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比如針對橘子洲頭放焰火一事，育德小學學生結合對污染情況的實地檢測，召開煙花燃放問題研究模擬聽證會，發出了學生的聲音，通過媒體報道，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最終有關方面根據實際對焰火燃放的時間做出了調整。這種主體參與、理性思維、規則意識的培養是構建法治社會的基礎性工程。
劉云燕（長沙市育德小學校長）：一個學校，必須營造良好的學校公共生活，讓學生通過民主生活、民主參與來實踐公民資格，從而讓他們形成良好的公民素養。良好的學校公共生活，應該人人懂規則，講秩序，有理性，有擔當。一個學校應該讓規則、法治教育成為校園的公共生活。這樣，學校必須做三方面的事情：一是要基于學生認同建立規則，二是要通過多種途徑讓其知曉規則，三是引導他們遵守規則。
看看當今我們的《小學生守則》和《小學生日常行為規范》這兩個規則的內容，涉及學生要遵守的升旗、學習、紀律、禮儀、誠信、衛生、交通、公共場所、健康生活等多方面的規則，雖然如此，但是對于孩子在學校的公共生活來講，卻還有很多沒有涉及。我覺得，學校應該根據實際建立起許多規則，如集會的規則，課間活動的規則等，尤其是要建立理性對話的規則。
為了讓孩子們知曉規則，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來進行。孔子倡導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詩”，都是不可或缺的教育手段。我們學校編印了《育德小學校園公共生活規則三字經》，孩子們將各種規則朗朗上口，記在心里，并落實在行動上。學校還建立了《小公民成長記錄卡》，設立雅禮章、雅行章、雅讀章、雅藝章和特別獎章，跟蹤記錄學生成長的全過程，進一步增強他們的規則意識。
劉翠鴻（長沙市開福區教科中心理論教研員）：教育先賢陶行知曾說過：今日的學生，就是將來的公民。將來所需要的公民，即今天所應當養成的學生。
我們提煉了六個關鍵詞作為公民教育的核心目標，即：民主、規則、責任、愛心、尊重、權利。其中“規則”部分我們重點選取了規則制定、禮儀規范、公共秩序、法律法規四個維度，引導學生懂得遵守規則是公民基本的素質要求，讓學生知曉一些基本的法律法規知識與公共秩序常識，知道人的生活是離不開規則的，無論與己、與人、與社會、與環境都是有規則可循的。
實際上，在目前我國新課程標準下的教材當中，關于法治、規則方面的教育內容是融合在品德與生活（社會）、思想品德（政治）、歷史等課程及其他國家課程當中的。如小學六年級“百分數的應用”中有“納稅問題”，學生不僅學習稅率的計算，同時也懂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依法納稅，誠信做人”的道理。除此以外，我們還開發了法治教育方面的校本課程，開發了一系列微課程視頻資源，以提高法治教育的針對性與趣味性，比如拍攝《校車乘坐ABC》，告訴孩子們規則帶來平安，制作《我們的保護法》，引導學生學法、守法、用法。有的學校還通過建立學生社團，由學生自己招募社員，自主制定社團章程，學生在學習中學會了自主選擇、自主管理、民主決策，增強了規則意識，獲得了初步的公民素養與技能訓練。
王敬波：培養青少年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與道德教育既應相互結合，也應適度分離。從規范作用的范圍來看，法律與道德對人們行為有著不同層次的要求。前者一般只能規定最起碼的行為要求，而后者可以解決人們精神生活和社會行為中更高層次的問題。將法治教育置于道德教育之中的做法，看到了法律與道德的聯系，但是忽視了法律與道德的區別，實踐中容易造成青少年混淆法律規范與道德標準，將違法的事情只是看作違反道德。
本版攝影：李平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