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并不能說職業教育與“狀元”完全風馬牛不相及，但沒有多少交集，這應該是個不爭的事實。可自從國家對職業教育“前所未有”的重視并定義為“不同類型”的教育，中等職業學校終于可以和普通高中“坐在一起喝咖啡”后，原本只是在普通高中流行的熱詞——“狀元”，開始流轉到了職業教育領域，尤其是在中等職業教育界，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這是否在證明：普通高中教育與中等職業教育“同等重要”？西方的學歷教育起源于大學的設立，而中國的學歷教育則起源于科舉制。盡管科舉制的首創時間在史學界存在爭議，但比較公認的說法是開始于隋朝，從中經歷唐、宋、元、明、清各代，直到清光緒31年（1905年）廢除，歷經近1300年，處于科舉制金字塔的頂端（考試第一名）稱之為狀元（相當于西方的頂尖博士）。在帝制時代，“狀元”成了中國知識分子人生追求的終極目標，因此有“洞房花燭夜，金榜提名時”的說法。盡管清光緒31年（1905年）最終廢除了“科舉制”，但“狀元”這個名詞不但沒有“廢”，且在知識分子群體深得人心，就是在“斗大的字不識一升”的“販夫走卒”們，“狀元”這個名詞也是“神一樣”的存在。比如生活在底層，懂得“回字有四種寫法”的“老一輩知識分子”孔乙己先生，有人問他：“孔乙己，你當真認識字么?”孔乙己看著問他的人，顯出不屑置辯的神氣。說明孔乙己對自己的“學問”滿滿的自信。結果，人家又問他,“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孔乙己立刻顯出頹唐不安模樣，臉上籠上了一層灰色。由于“學歷不達標”，原本對自己學識很有自信的孔乙己先生馬上對自己的學問產生了懷疑。雖然“販夫走卒”們自己沒學問，亦沒學歷，但他們看重的同樣是孔乙己先生的“學歷”。似乎也說明：沒有“學歷”，“學問”等于零是有一定的“群眾基礎”。要知道，當年秀才只是相當于今天的小學畢業生學歷。怪不得，古代有錢人不但愿意花錢買官，也愿意花錢買“學歷”，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顯然是一個偽命題，人們普遍認可的，事實上是“萬般皆下品，唯有學歷高”。懂得“回”字有四種寫法的孔乙己，為了“追求知識”，沒錢買書，只得冒著腿被打折的風險“竊書”，但由于“半個秀才”也沒撈到，盡管懂得“回”字有四種寫法的“核心技術”（在識字的群體中懂得“回”字有四種寫法的人應該不多，筆者是漢語語言學本科畢業，目前也僅懂得回字有一種寫法），可由于沒有“學歷”，盡管酒錢從不拖欠，還主動“教書育人”，免費教底層平民認字，仍然被一群沒文化，也不比他富多少的“販夫走卒”們嘲笑、取樂。因此《圍城》里的方鴻漸深知學歷的重要，為了向父親、岳父有個交代，花錢買了個博士學歷回來，而且他的這個投資效益還算物有所值，至少比投資A股劃算，除了在大學混了個薪水不菲的教職，同時還結識了唯一的同們師兄“克萊登大學”的“校友”，不過，這也使他一直疑惑：難道這個世上真有“克萊登大學”？本來，既然是辦職業教育，學歷自然是不重要的。比如，90年代不少初中畢業生之所以沒有選擇普通高中，顯然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而且并不認為讀普通高中是唯一的人生之路。有部分初三會考成績非常優秀的學生也會選擇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就讀，學校并不會因此掛個大橫幅：某某初三會考分數上了華附（是某省的頂級普通高中），但該生選擇了本校***專業就讀。當年學生選擇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就是看中“職業技術”這四個字，學校、家長、學生似乎完全沒有“狀元”這個情結，反而有很深的“技術情結”。不過，自從2009年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學生人數開始走下坡路（見表1），已越來越難維持“職普大體相當”后，“升學”成了中等職業教育的熱詞，專家對中等職業教育“升學”熱的解讀是“搭建職業教育立交橋”。
中等職業技術學校為了生存、為了吸引更好的生源，只好把升學當成了最大的賣點，“升專”唱的多了，開始唱“升本”，據說專家已在醞釀“升研”、“升博”，以此讓中等職業教育“熱起來”、“香起來”，“狀元”熱詞流轉中職也證明了這點。而與此同時，不少初中學校，為了提高初三畢業生的會考平均分，設計了一個“掐尾工程”，就是鼓勵百分之十的“學困生”不參加中考，直接到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就讀。中等職業技術學校顯然又面臨“兩難選擇”，作為基礎職業教育——中等職業教育，本身就是兜底教育，沒理由拒絕“學困生”，可把“學困生”培養成“狀元”，用趙本山的話說：肯定是有相當、相當大的難度。“狀元情結”也就是“升學”這桿紅旗在中等職業教育能否打下去？到底能打多久？確實希望站的高望的遠，總是能在茫茫迷霧中看到希望的職業教育專家們能象當年在井岡山打游擊的毛委員，給一線中等職業學校的老師們指點迷津。而不打“升學”這桿紅旗，中等職業教育又應該打什么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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