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慧波：以“走出去”謀劃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的新篇章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發展的日新月異，高職教育在其國際化發展道路上激流勇進，成績斐然。從教育服務輸出與輸入的角度看，可以將其發展進程歸納為從被動到主動、從單向到雙向、從借鑒引入到分享輸出的跨越式發展。

1.從“請進來”到“走出去”，國際化歷程彰顯我國高職教育的發展壯大和特色經驗。改革開放之初，為滿足工業化戰略調整對技術技能型人才的巨大需求，也為了拉近與國外先進職業教育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我國高職教育通過各類政府間的職業教育合作項目或派遣專家赴境外研修等途徑，學習德國“雙元制”、澳大利亞TAFE學院等先進的職業教育辦學經驗，尋求聯合國與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援助與支持，不斷引入和借鑒來自國際社會的優質職教資源與發展經驗，推動了我國職業教育的快速發展。進入20世紀90年代，與各國際組織、國外政府間的各項合作日益深化，并開始通過項目合作引入世界一流的國際職業資格證書及其培訓體系。與此同時，以金陵職業大學與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的學生分段式聯合培養為代表，開啟了我國高職教育探索中外合作辦學的先河。21世紀以來，在堅持引進和學習國外先進職教經驗的基礎上，我國高職教育也開始著力“請進來”與“走出去”雙向發展，并相繼在招收來華留學生、境外辦學、服務境外企業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這意味著我國高職教育在單向引入的同時，也開始走向國際化發展的新征程，與世界分享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特色經驗。

2.服務“一帶一路”倡議，高職教育“走出去”成效初顯。隨著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與深化，高職教育“走出去”因其在服務企業“走出去”、推動人文交流、增進民心相通等方面的天然優勢被寄予厚望，儼然已然成為當前時期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的重要引擎。《2017年全國高等職業院校年度質量報告》數據顯示，當前我國高職院校中開展“走出去”實踐的共有505所，約占全國高職院?？倲档?8.1%，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走出去”企業培養了大批旅游、建筑、水電等技術技能型人才，推動了沿線國家職業教育的共同發展。為沿線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境外職業技術人才。2017年《全國高職院校年度質量報告》相關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共有172所高職院校接受全日制國（境）外留學生，留學生總數超過7000人。如寧波職業技術學院“中國職業技術教育援外培訓基地”自2007年開展援外培訓以來，已為113個發展中國家開展97期培訓，培訓學員達2012人。逐漸規?；木惩馊瞬排囵B，在有效推動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國際社會對我國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的認可與肯定。

產教協同，服務“走出去”企業需求。隨著“一帶一路”對外開放格局的構建，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走出去”尋求更加廣闊的合作空間，在此過程中，我國高職教育以其獨有的專業性更顯優勢。2016年在校生服務走出去企業國（境）外實習時間達59萬人日，其中187所院校在校生服務走出去企業國（境）外實習時間超過10人日；專任教師服務走出去企業國（境）外指導時間達5.9萬人日，其中162所院校專任教師服務走出去企業國（境）外指導時間超過10人日；除此之外，我國高職院校積極探索與“走出去”企業合作，在境外設立職業教育或培訓機構，就地開展教育培訓，為“走出去”企業提供人才支持。如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等8所高職院校聯合中國有色金屬礦業集團，在贊比亞籌建“贊比亞能力建設學院”二級學院，培養機電一體化、土木工程等專業人才。

聯合開發職教標準，攜手沿線國家職業教育共同發展。開發境外認可的各項職業教育標準不僅是高職院校把握境外人才培養目標、確保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保障，同樣也是規范我國高職教育“走出去”實踐推進的重要參考。2016年全國有100所高職院校開發了283個國（境）外認可的行業或專業教學標準。如浙江旅游職業學院應世界中餐業聯合會要求制定《海外中餐業行業標準》，規范海外中餐業的運營管理。

3.加快推進“走出去”，為世界高職教育發展貢獻中國方案。結合當前高職教育“走出去”的各項實踐來看，其仍舊面臨著缺乏“走出去”的政府統籌與政策指引、行業企業與職業院校協同“走出去”的探索創新以及“走出去”相關標準體系的構建等諸多挑戰。因此，要把握好高職教育“走出去”的空前契機，需要將其作為推動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的戰略重點予以推進。為此，當前應在以下3個方面努力。

加強高職教育“走出去”的制度建設。加強政府統籌規劃，發揮政策指引作用。要與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對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相結合，制定職業教育“走出去”發展的中長期規劃。如結合 “一帶一路”沿線不同國家的實際需求，分區域確定優先“走出去”的學校和專業類型，引導高職院校循序漸進地開展“走出去”實踐。高職教育“走出去”實踐，尤其是境外辦學、境外培訓等是一個需要耗費極大人力、財力的大工程。因此，需要有效拓寬經費來源，為高職教育“走出去”提供充足的經費保障；在此基礎上，要充分發揮“一帶一路”節點城市的地緣優勢，充分發揮各級示范“骨干”校的專業示范引領作用，擴大“走出去”的發展規模。

發揮產教協同“走出去”的多元主體作用。從高職教育“走出去”的行為主體來看，其主要涉及國內外的政府、高職院校、行業企業等。因此，要充分發揮境外企業在推動高職教育“走出去”的主體作用，構建政府、院校和企業三者協同“走出去”的互動機制。

完善高職教育“走出去”的標準體系構建。高職教育“走出去”的標準主要是指諸如各項“走出去”實踐開展院校的選拔標準、境外辦學機構設置標準、師資配套標準等，需要系統規劃各項規范的制定與實施。以援外項目為例，商務部就專門制訂了《援外項目實施企業資格認定》《對外援助項目評估管理規定》等一系列規范條例，提升了援外項目的質量。同時，需要引進第三方評價機制，嚴格效益評估。我國高職院校已經開展了多種形式的“走出去”實踐，但是關于相關實踐的過程監督以及效益評估，仍缺乏相關機制的健全。為此，可以考慮對當前開展的實踐項目引入第三方評價機制，進行優質項目的遴選，并將其作為不同實踐項目類型的“樣板工程”予以宣傳推廣，提升高職教育“走出去”實踐的質量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