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專題筆談

2020-10-31 12:00 來源：網絡轉載作者：未知閱讀：993次我要評論

[導讀]編者按：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是開展職業教育治理活動的重要依據，也是加強職業院校內涵建設、提升職業教育質量的關鍵目標。為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進一步落實《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全面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8月25日，《教育與職業》雜志社舉辦學術沙龍，邀請多位專家..

　編者按：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是開展職業教育治理活動的重要依據，也是加強職業院校內涵建設、提升職業教育質量的關鍵目標。為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進一步落實《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全面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8月25日，《教育與職業》雜志社舉辦學術沙龍，邀請多位專家學者圍繞“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主題展開了深入探討。本期選用部分發言人的觀點摘編，供大家交流學習。

現代職教體系建設的幾個關鍵問題

王烽（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首席專家、綜合研究部主任）

關于現代職教體系建設，有以下幾個關鍵問題需要探討：

第一，單軌還是雙軌？世界上關于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發展有單軌制和雙軌制兩種模式，而我國實行的是雙軌并行的頂層設計。從整個教育體系來看，我國實行雙軌制具有重要的意義。職業教育提供了成才的另一條通道?，F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對于整個現代教育體系建設來說尤為重要?！秶衣殬I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明確要求把發展中等職業教育作為建設中國特色職業教育體系的重要基礎，而雙軌制的關鍵也是中等教育階段。中等職業教育的核心在于技術技能，即它提供現代職教體系中的技術技能基礎教育。政策導向一直是“堅持普職比大體相當”，但目前這個比例已經越來越難以保持了。應該如何發展中等職業教育？如果放任不管，可能大多數初中畢業生會升入普通高中，中職教育在職業教育的基礎教育作用將難以發揮。發展中等職業教育必須有新的思路，可以深入思考這樣幾個問題：中等職業學校是不是只能招收應屆初中畢業生？中等職業學校是不是只能進行職業教育，可不可以為普通高中提供職教課程、在普通中小學開展勞動教育？中等職業教育機構是不是只能提供中等教育學歷？部分中等職業學校是否可以建成一個以職業教育為基礎的終身教育機構，職能包括開展勞動力轉移培訓、閑暇教育、為普通高中提供職業模塊課程以及實施中等職業學歷教育等？

第二，就業還是升學？職業教育是就業導向而不是升學導向，這是我們一貫的提法，現在也沒有改變。但是，目前中職畢業生升入高職院校、高職畢業生升入本科院校的比例越來越大，這還是不是就業導向？客觀來講，就業導向是中等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突出特征。也就是說，不只是職業教育，整個高等教育都應該把就業作為一個重要導向。關于學生就業還是升學，可以進行適度的引導，但最終都應該是個人選擇、市場選擇，而非制度安排的結果。如果制度安排違背了市場選擇和家長、學生的意愿，必然會產生矛盾沖突。所謂就業導向，實質上就是實用技術技能導向。職業教育以就業為導向，并不是單純要控制升學比例，而是要教給學生真正的實用知識，確保他們可以順利就業，也為其升學提供充分機會。當然，現在必須警惕這樣一個問題：隨著學生升學機會的增多，職業院校會不會也開始側重升學和應試教育？如果職業學校沒有能力向學生傳授實用技能，那么必然成為與普通教育一樣側重應試升學的學校，也就喪失了職業教育的特性。

第三，“斷路”還是“通途”？我國現代職教體系建設從縱向來看，目前的瓶頸主要在本科層次。為了打通職業教育的上升通道，我們開展了本科職業教育試點工作。雖然本科職業院校的數量在增加，但發展相對緩慢，質量和含金量與社會期待還有一定的距離。所以，本科職業教育作為整個現代職教體系建設的重要突破口，要進一步加強系統規劃。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職教專業都應有本科層次，它必須與相應的技術技能體系層次相對應。有些職業或崗位的技術技能等級劃分沒有那么細，相應的專業層次區分度沒有那么大，就沒有必要建立從中專到本科的學歷層次。所以，在哪些領域、哪些專業發展職教本科，這是需要大規模研究的問題。另外，職教本科的培養目標和培養規格是什么？與應用技術本科相比，它的特殊性體現在哪里？不弄清楚這些問題，發展職教本科就沒有明確的方向。目前職教本科建設主要有三種途徑：第一種是原來的普通本科學校轉為職教本科高校；第二種是一些新升格的本科院校試辦職教本科，主要是民辦院校；第三種是高職高專學校中一些辦得好的專業試辦本科層次專業。這里我們聯想到一項多年來進展緩慢的工作，就是部分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大學轉型，因此需要統籌考慮普通本科轉型和職教本科建設的問題。目前本科轉型陷入窘境，一些學校不愿意扣上“職業教育”的帽子。應用技術大學轉型應該從學校內部的一些專業或課程開始，建議先選擇一些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做得好的專業，舉辦具有職教特色的本科專業。只有辦好了職教本科，現代職教體系才能完善起來。

第四，“獨立”還是“融合”？研究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問題，必須將其放在整個高等教育體系中來看待。當前我國的高等教育已經進入普及化階段，普及化最重要的標志就是多數學校低門檻甚至沒有門檻，首當其沖的就是職業院?！，F在高等職業教育的入學門檻低是正?，F象，但有些生源競爭已經不激烈的院校還在努力保住入學門檻。這不僅僅是簡單入學降低門檻的問題，更是一個深層次的制度問題?！秶衣殬I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明確提出建立“職教高考”制度，必然會面臨很多挑戰，因為“高考”這兩個字本身就具有很強的中國特色。從全世界范圍來看，多數大學入學時不需要經過專門的考試，是大眾化教育體系的典型特征。如果職業教育是一種類型，應當有其特定的入學標準和人才選拔方式，完全按照高考的模式肯定是不科學的。具體到“職教高考”，應該是“與職業類型特征相適應的考試升學制度”，其標準肯定與普通高考不同，如更注重技能考核。職教高考是一個系統的體系問題，涉及從初中畢業到本科每一步怎樣升學、怎樣選拔人才。它在“唯分數”的應試教育之外為招生評價增加了一個客觀標準，也就是技術技能的標準。另外，兩個體系還需要融通，每個升學臺階前都應有通往普通教育的通道。不少學者提倡職業證書與學歷證書兩種證書相通，但不能簡單地互通，需要有一些共同的內容和基本標準，目前最現實的還是課程和學分相通。

在“雙高”建設中重視辦學文化建設

孫善學（北京政法職業學院黨委書記、中華職業教育社常務理事、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副會長）

高職教育要密切聯系產業界，及時應對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發展變化所產生的新的需求。比起普通高等教育，高職教育的教育功能、辦學任務、影響因素更為復雜，是個性化更為突出、多元化更為明顯、特色化更為顯著的辦學類型。在高職院校差異性普遍存在的情況下，文化成為學校競爭力的核心，也是導致學校優勝劣汰的根本因素。新時期高職辦學文化建設要重視以下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正確理解辦學文化。辦學文化是學校建設的深層次問題，也是辦學的首要問題。辦學文化既是歷史連續演進的過程，同時也受到經濟社會轉型特別是教育重大變革的影響。當前高職教育正處在變革期，特別是2019 年啟動的“雙高計劃”會在未來15年內對高職辦學形成持續影響?！半p高計劃”最終要在學校文化建設上產出成果，應是“雙高”建設的一個重要目標。國家確定的“雙高計劃”的總體目標和任務要求要與學校文化建設有機整合、協調推進；學校文化建設也要在“雙高”建設中得到升華?！半p高”是文化建設的新機遇，為學校改革發展注入力量，增添文化自信，把學校文化建設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

辦學文化是辦學主體的辦學理念、教育思想、價值追求在學校教育實踐中體現出來的特有文化現象。辦學文化是高層次的，融入實踐而高于實踐，常先于辦學實踐萌發，又在辦學實踐中成熟。這其中的一個關鍵詞是辦學主體。公辦學校的辦學主體是黨委領導下的辦學治校集體，民辦學校、行業企業與公辦學校有所不同。這些不同辦學主體在建立各具特色和風格的辦學文化中起主導作用。其中，辦學治校集體中的帶頭人發揮著重要作用。

辦學文化具有四個重要特征。一是先導性，辦學文化在學校文化中處于先導位置，對學校的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物質文化的形成具有指導和引領作用。二是主體性，辦學主體是辦學文化建設的主導者，是各具特色和風格的辦學文化的建設者，辦學文化因辦學主體不同而不同。三是實踐性，辦學治校主張只有在學校內部形成共識并成為共同的思想指南、實踐準則之后才能真正地轉化為辦學文化，只有文化認同才能產生文化力量。辦學文化不能脫離學校這個具體的教育實踐載體，也不能脫離學校師生員工這個群體。四是發展性，辦學文化都有其歷史源頭、形成脈絡和基本內涵，與學校的建校歷程、發展條件和政策環境關系緊密。

第二，著力建設辦學文化。全國教育大會召開之后，我國教育事業發展進入加快實現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辦人民滿意教育的新時期。高職院校既要落實全國教育大會精神，加快推進職業教育現代化，又要緊跟科技發展趨勢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在大改革大調整大發展中不斷提升辦學水平和服務能力，創新辦學文化。要注意在新時代職業教育的新定位上下功夫。一是類型定位?！半p高”院校在探索類型教育答案方面應該有所作為，對諸如“雙軌制”“雙通制”的實現路徑、職業教育目標分類、職業倉的方法、專業建設機制、課程與教學論等核心問題進行研究，在“雙高”院校形成有助于豐富類型教育的政策、制度和標準的基層實踐案例。二是目標定位。要將“雙高計劃”的總目標、總要求同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賦予高職學校的新使命在同一時間節點交匯在一起，提出學校發展的目標。三是服務定位。職業院校要準確找出服務定位。例如，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所在的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是國家科技創新中心的主要組成部分，學校提出“建在開發區、服務開發區，與世界一流綜合產業新城共發展，傾力打造經濟技術開發區高職發展新模式”。四是專業定位。專業是高校最重要的產品，是核心辦學能力，高水平學校都是建立在高水平專業體系之上。五是階段定位?！半p高”建設是 5 年一個周期，連續支持三個周期。在15年的建設期內需要規劃階段性目標，既要有肩負使命、只爭朝夕的理想追求，又要有科學規劃、持續推進的實踐理性，安排好建設步驟，把握好各階段建設重點，不能脫離實際、急功近利、貪大求全。

基于類型本質的職業教育治理問題

姜大源（教育部職教中心所研究員）

對于如何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如何實行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治理，筆者認為：一定要關注經濟發展的需求和個人終身教育的需求，這就要求職業教育作為一種類型教育，必須具有開放性、系統性。關注職業教育系統性，就要使職業教育從普通教育的辦學模式向類型教育的辦學模式轉變。為此，必須準確把握職業教育的三個典型類型特征：一是跨界，即企業與學校聯姻的合作跨界，是職業教育協同育人的結構形式和辦學格局；二是整合，即產業與教育鏈接的需求整合，是職業教育生存發展的功能定位和社會價值；三是重構，即共性與個性并蓄的框架重構，是職業教育制度創新的設計方法和邏輯工具。跨界是前提，整合是過程，重構是結果。職業教育協同育人的辦學格局由一元主體轉向雙元主體，職業教育生存發展的社會價值由單一需求轉向雙重需求，職業教育制度創新的邏輯工具由單維思維轉向多維思維，要求必須有跨界（物理的變化）、整合（化學的變化）和重構（生物的變化）的思考。

在此基礎上，筆者想談以下三方面內容：

第一，關于職業教育體系構建。之所以提出類型教育，是因為目前我國社會分工強調的是層次，是一種垂直分工的模式，如由低到高依次為技術工人→技師→技術員→助理工程師→ 工程師→高級工程師→教授級工程師→科學家。問題在于，根據人才的垂直分工，教育也依此進行了垂直分層，導致社會普遍錯誤地認為“職業教育是低層次教育，學術教育是高層次教育”。筆者以為，我們應該秉持“社會分工是類型”的理念，將這種垂直分工轉變為水平分工。為此，教育應根據“社會類型分工”的需要，培養不同類型的職業人才。職業教育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應用教育培養工程技術型人才，普通教育培養科學技術型人才等。但不管是職業教育、應用教育，還是學術型教育，每一種教育類型都有自己的層次，即“類型中有層次”。俗話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行”即類型， “狀元”即層次，說的就是類型和層次的關系。升級版的中國經濟，需要升級版的中國職業技術教育，需要與普通教育等值而不同類型的升級制度。目前國家啟動了1+X 證書制度試點，1 是學歷，X是技能，通過兩者綜合反映學習者的能力。但是，目前職業教育還沒有自己的分級和升級制度，1+X制度還需進一步拓展，為此需要加快建立涵蓋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國家資歷框架制度。教育需要進一步開放，職業教育要“走出去”，需要采取國際普遍通行的做法。

怎樣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按照傳統思維，就是參照普通教育，即你有什么、我就應該有什么，如普通教育有本科、職業教育也要有本科，普通教育有碩士、職業教育也要有碩士等，在層次上考慮過多常常會忽略類型的本質。需要注意的是，普通教育的每一層次都不可能構成完整的職業資格，因此不能按照勞動市場需求輸送相應的職業人才。普通教育是以升學為導向的教育體系，而職業教育的每一級都能構成完整的職業資格，可隨時根據勞動市場的需要輸送相應的職業人才，因此職業教育是以就業為導向的教育體系。

為適應科技發展，提高國民受教育的程度是非常重要的。但筆者認為，一個國家的人均受教育程度不是一次性實現的。人均受教育程度應該是在人的一生中多次完成的，所以必須考慮非正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的教育途徑，這樣才能與正規的學校教育一起，構成一個開放、終身的教育體系。因此，我國要加快建立在國家資格框架以及學分銀行基礎上的多途徑開放式現代教育體系。第二，關于職業教育學科地位。一直以來，職業教育只是一級學科教育學下屬的二級學科。普通教育只有一個學習地點，即學校；而職業教育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學習地點，即企業、學校等場所。因此，職業教育不僅要關注學校的運作規律，還要關注企業的運作規律；職業教育不能只關注學習心理學，還要關注工作心理學；不能只關注學習過程，還要關注與學習過程相關的工作過程。職業教育的基礎科學，也就是元科學，不能只有教育學或教育科學，還應有職業學或職業科學。所以，職業教育治理要跨界運作，就要堅持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工學結合。職業教育既要關注教育、學校和學習，也要關注職業、企業和工作。正是這兩組三個要素構成了兩個領域之間的跨界。完成跨界后要實現整合和重構，要在職業學和教育學之間架設一個互通有無的橋梁。職業教育的跨界性表明，只有一個學習地點的普通教育的參照系，是不適用于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學習地點的職業教育的。然而，在教育學領域，普通教育學無法覆蓋的職業教育學，卻只是教育學一級學科下屬的二級學科。

同樣，只有對跨界的教育進行跨界思考，對職業教育的學科地位才能有更加清醒的認識，才能更好地談職業教育作為教育類型的治理問題。目前，從事職業科學研究的人員寥寥無幾。職業教育作為二級學科的地位，妨礙了有才華的青年從事這一學科的研究。這一學科研究水平的不高，也與其學科地位緊密相關。職業學或稱職業科學，是關于職業和職業教育至關重要的“所有的認識”的科學，是整合工作過程與學習過程的科學，它既不同于傳統的應用性實踐研究，也不同于傳統的科學理論研究，是將實踐與理論兩者結合在一起開展有機研究的科學。這就要求：一要關注實際職業勞動所適用的具體知識和方法知識的研究與系統化；二要關注實用相關專業科學需闡述的具體知識和方法知識的研究和系統化。而職業教育涉及或覆蓋的專業科學，涉及三大產業的方方面面。作為一種類型教育，職業教育是一個明顯的交叉學科。最近，我國將交叉學科列為一級學科。例如，新增了集成電路專業為一級學科，并將其從電子科學與技術一級學科中獨立出來。為此，筆者也希望通過職教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在學科建設中提升職業教育的學術地位，從而提高職業教育的吸引力。

第三，關于職業教育管理職權。作為人力資源供給的職業教育，相比普通教育，具有更加寬廣的“頻譜”：它所覆蓋的教育生源更加寬泛，不僅有應屆生源，還有非應屆生源；它的教育途徑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不僅包括正規教育的學校教育，還包括非正規教育的職業培訓，還有非正式教育的自學、線上學習等；它的功能范疇更加廣闊且具體，既重視個性發展的教育功能，也關注為服務社會發展社會功能。例如，穩就業就是一項重大的社會功能。我國每年新增勞動力為1300 萬～1500 萬人，今年由于疫情只能實現900萬人的就業目標，可是今年高校畢業生就有 847 萬人，明年將超過 900 萬人，也就是說每年新增勞動力的 60%～70%將是高校畢業生。這里說的還只是勞動力增量。我國還有那么多的農民工、轉業退伍軍人、結構性失業者以及大量的殘疾人，總數高達4億多人。對于這么多的勞動力存量，一方面，國家要千方百計保就業，采取多種靈活就業的措施；另一方面，為適應科技發展對職業人才的新要求，國家實行高職擴招、中職擴招，以優化勞動力存量。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職業教育擴招，使得職業教育占據更新的地位。這充分體現了職業教育是服務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首要教育舉措，是助力國家社會穩定治理的關鍵教育資源，也是提升國家人力資本質量的主旨教育類型。

目前，用人的勞動就業制度與育人的職業教育制度分離，勞動人事部門與教育行政部門在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管理職能上交叉，勞動市場的用人需求與職業教育的育人供給之間存在供需關系上的脫節。為此，建立國家職業教育綜合管理機構，基于國家職業資歷框架，對現代職業教育進行有效治理，是一個有效的措施。這方面我們有過很好的嘗試。20 世紀末，我國曾擬定過建立“國家職業教育署”方案，后于 1990 年成立“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就是一個由原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勞動部聯合組建的職業教育機構。但因各種原因，1992 年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又分成兩部分，分別劃歸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勞動部門主管。這些年，我們也有一些來自基層實踐的成功案例。例如，河南信陽平橋區將負責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的平橋職業教育體育局，與負責就業培訓、勞動保障、勞務與涉外勞務的平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合并，成立“平橋職業教育與就業服務局”。

曾經的嘗試和實踐的智慧，促使我們期望朝著更為理想的愿景努力，即將“條條管理”變為“塊塊管理”，建議建立“國家職業教育總局”，將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職業能力建設司、職業技能鑒定中心、專業部委職業教育部門、行業職業教育機構以及工會、婦聯等職業教育機構與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的相關職能納入。

綜上所述，職業教育的一個根本特征就在于跨界?？缃绲慕逃仨氂锌缃绲乃伎?。“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結論是：必須跳出教育看教育。

優化國家職業教育治理體系關鍵在于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劉曉（浙江工業大學教育科學與技術學院副院長、教授）

當前，由新工業革命引發的產業工人技能短缺問題成為各國面對的主要問題。無論是西方工業發達的美國、德國、英國，還是亞洲近鄰韓國、日本，都將優化和完善國家職業教育體系上升到至高境地，以應對技能沖擊和技能短缺問題。推進國家職業教育治理體系現代化，成為近年來世界各國優化勞動力市場、促進國家競爭力的重要舉措和基本途徑。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完善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的戰略目標，標志著中國特色職業教育進入“完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向技能強國邁進”的全新時代。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就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隨著社會各界對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不斷深入，構建順應新時代所需的國家職業教育治理體系也成為優化職業教育質量和社會服務能力的核心所在。筆者認為，在此過程中，如何重點把握政府與市場在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中的關系和角色，優化政府職責體系，厘清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的關系，將成為完善我國職業教育治理體系的一個重點。

所謂治理，即利用機構資源和政治權威管理社會問題與事務的實踐。從各國職業教育發展的歷史沿革來看，國家職業教育體系的發展和治理蘊含著錯綜復雜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歷史文化背景，并已經深深嵌于國家治理體系之中。在這一進程中，政府與市場兩者的協同和互動以及由此所構成的子系統起著關鍵作用。在當前各國職業教育治理體系中，基于政府與市場兩個主體的角色和行為機制，大致可分為 “政府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兩種典型模式又呈現出各自的優勢和不足。在“政府主導型” 治理模式中，國家的職業教育體系由國家主導，政府與技能供給部門是一種垂直的主導與被主導關系，政府根據國家的目標與價值采取主導化的治理工具來實現對技能的治理和干預。事實上，教育和培訓市場畢竟與純粹的政府部門有一定的差別，政府的控制不宜過于直接與強勢。為避免“越位”現象，政府會采取多種渠道進行治理，往往既充當職業教育資源的分配者，也充當職業教育的服務者。中央與地方之間會對職業技能培訓進行“協商治理”，即通過協商分配各方對技能體系的治理權力。因此，“政府主導型”治理模式在推動職業教育與培訓資源的公平分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市場主導型”治理模式中，中央不再直接提供技能服務，而是將技能服務的權力賦予地方政府或非政府機構。中央政府通過建立多元化的競爭機制來引導各種非政府組織為社會提供技能服務，而地方政府通過市場選擇機制來購買合格或優質的技能服務項目。這種治理模式可促進技能系統內外市場的形成，加速技能系統管理體制的分權化改革，使非政府組織在職業教育體系中獲得合法性地位，同時也能促進技能服務機構之間的競爭，使職業教育體系更貼近社會公眾的需要。

各國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市場機制確實是社會資源配置中作用最為廣泛和有效的機制。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調節市場主體，自主地把資源配置到效益最好的環節中，即市場機制可以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有利于職業教育體系的協調發展。然而，由于外部性、公共品、壟斷、信息不完全等原因，也存在“市場失靈”的現象。如在傳統職業教育領域中，公共職業教育的發展和職業教育基礎能力建設很難由市場來提供。但是，隨著政府經濟功能的擴大和加強，政府在力圖彌補市場缺陷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公共決策失誤、機構低效率等。我國職業教育體系目前還不健全，存在市場主體不足、缺乏利益約束和預算約束以及結構不合理等現象。為此，在我國職業教育治理過程中，必須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更新觀念，走出一條治理的新路來。因此，合作型治理模式作為一種新型的治理模式就此登上歷史舞臺。所謂合作型治理模式，指的是政府致力于通過與非政府主體（社會組織、企業、公民等）合作，共同治理公共事務以實現公共利益的治理形態。合作型治理模式強調以下幾個原則：一是“多中心治理”原則。政府不再是國家技能治理體系的唯一主體，企業、社會組織甚至個人都可以成為治理權力的行使者。二是“協同治理”原則。多個治理主體之間應該在平等協商基礎上展開合作，建立伙伴關系和協調網絡，使多個治理主體整合成為一個完整的治理體系。三是“科學治理”原則。引入私人部門管理方法和新技術手段，建立更科學的決策和評估機制，提高治理效果與效率，實現 “善治”。它倡導的技能治理模式主要指整個培訓過程在工廠、企業和職業學校進行，且以企業培訓為主，企業實踐和職業學校的理論教學密切結合。這種職業培訓制度有自己的組織結構和培訓規則，很大程度上以生產性勞動的方式進行，學生則大部分時間在企業進行實踐操作技能培訓，采用企業目前使用的設備和技術，在減少學習費用的同時也提高了學習主動性。在具體實踐中，學生明確了“為未來工作而學習” 的目的導向，大大激發了自身的學習動機，有利于培訓結束后立即投入工作。由于受企業和學校雙重市場的影響，其組織和實施需要復雜的管理與協調機制。由此可見，合作型治理模式把政府之外的社會組織、企業、公民以及各種關系網絡都納入治理框架，從治理主體之間關系與結構的新視角去詮釋治理行為，把治理理解為多元治理主體之間復雜互動的博弈過程。這就跳出了傳統的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公共與私人等兩分法的思維方式，聚焦到充分調動社會資源共同治理公共事務、從社會力量中找到解決公共問題方法的方向上來。換言之，合作型治理體系打破了“基于市場發展邏輯和公共行政的傳統理論”之間的權威分界線，開辟了政府治理變革的新路徑。以組織變革為抓手，夯實。

職業院校治理體制的變革

趙蒙成（江蘇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

教育治理雖受到廣泛關注已有十多年，但不論是對教育治理理論的概念與觀點，還是對我國教育治理實踐中的諸多問題，均需要進一步的探討。尤其是從何處入手、沿循怎樣的路徑來夯實我國教育治理包括職業教育治理的實踐進程，更是關涉教育治理改革能否取得實效的關鍵問題，需要深刻反思與科學籌劃。

職業教育具有明顯的跨界特征，但在傳統的管理體制下，作為重要利益相關方的企業基本被排除在職業教育管理之外，職業院校事實上關門辦學、自說自話，這是制約我國職業教育內涵式發展的重要瓶頸。在工業4.0 時代，工作的性質、內容、形式、工具、價值等均已發生深刻變化，工作的知識性與自主性凸顯，對職業教育管理提出了更為嚴峻的挑戰。基于此，職業教育從“管理”走向“治理”、從封閉走向“共治”，是新時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共治是構建職業教育治理體制的要義。

職業教育治理體系的基點是職業院校，而職業院校組織結構的革新則是“共治”理念在職業院校中落地生根的關鍵保障。組織是能夠發揮特定功能的正式社會機構，其使命、資源、結構、運行機制等均具有制度化特征。一方面，我國職業院校內部結構層級分明，各項工作的規章制度剛性有余而靈活性不足，限制了管理者個人的創造性與積極性，普通教師參與學?；蛟合倒芾淼某潭扔绕洳蛔?；不同領域的工作相互隔離，缺少整合協同。另一方面，職業院校閉合運行，與企業、社會公眾等較為疏離。當下職業院校的辦學環境正在發生巨變，職業院校的使命和任務也在經歷實質性改變，其組織結構必須進行適應性變革，具體來說：一是增設新的管理部門或層級。例如，為強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建立學校董事會或理事會、產業學院等；為暢通廣大教師參與管理的渠道，建立具有實質功能的、常態化的教師（教授）委員會；為適應高水平專業群建設的需要，在學院或系之上建立跨學院的專業群工作部；等等。二是強化校企合作處、招生就業處等部門的開放性，密切職業院校與外部的聯系。三是完善機構、健全職能，增加廣大普通教師和學生參與學校管理的機會。組織結構變革的具體策略可以因地制宜，但必須明確其基本理念是共治、善治，基本取向是多元協同，如此方能構建有效的治理體制。

構建現代化的職業教育治理體制，其一，強化理論研究，形塑職業院校治理結構的正確理念。我國職業院校長期固守倒金字塔形結構，權力高度集中于管理部門，院校領導尤其掌握了主要的權力資源。與此相反，一線教師、普通的管理人員、學生、合作企業等利益攸關方參與學校管理的通道狹窄，影響了其主體性和積極性的發揮。為此，職業院校的權力配置應努力走向分布式權力結構，使權力向底層擴散，向廣大一線教師和管理人員賦權增能，從而使學校的治理體制真正適應快速變化的辦學環境。其二，職業院校的主要領導應以身作則，在構建現代化學校治理體制中發揮帶頭和推進作用。向基層放權增能，意味著學校主要領導必須努力更新觀念，認同學校治理體制建設對于學校發展的基礎作用，同時努力提升自身修養和領導能力，這樣才能在學校治理體制建設中發揮積極的模范作用與推動作用。

學校章程的制定與嚴格落實是推進職業院校治理改革的突破點。參照治理理論的框架，并回顧、反思迄今為止職業院校治理改革的實踐進程，學校章程的制定、完善與落實是啟動和推進職業院校治理體制建設的起點。高校章程上承國家法律法規，下啟學校內部治理，是高校自主運行及規范內外各種權力行使的法律框架文件、具有法律效力的辦學治?？偩V。高校章程與治理理論有著內在的關聯，章程是治理理論在高校管理實踐中的一種具體形式，而治理理論則為高校章程的制定提供科學的理念與原則。我國高校從2010 年起紛紛制定學校章程，職業院校也不例外，但一些學校制定的章程與治理理論存在某些沖突，實際成效大打折扣?；诖耍殬I院校應持續不斷地修訂、完善、落實學校章程，依章辦學，從而推動學校治理體系現代化。同時，職業院校治理改革是一種外發型改革，當前理論界和行政管理部門應對此進行深度總結和反思，努力為職業院校的章程制定提供科學的、標準化的模板，并進行督促檢查，推動職業院校的章程提質增效。學校章程的完善與切實實施會為職業院校治理體制的變革提供強大驅動力，這也是構建現代化職業院校治理體制適切的突破點。

關于職業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幾點思考

李興洲（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

職業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我國職業教育改革和發展亟待探討和解決的關鍵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深入研究職業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要準確把握“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等核心概念的內涵，厘清其內在規定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并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界定為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這對于我國社會發展來說，無疑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第二，深入研究職業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要避免僅僅依靠多出臺相關政策來代替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情況。近年來我國出臺的一系列職業教育改革和發展政策，有力地推動了我國職業教育的改革和發展。但是，政策或制度的治理作用是有限度的，并不是政策出臺得越多就意味著職業教育治理體系越完善、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水平越高，還必須充分考慮政策的針對性、有效性和可執行性。也就是說，只有出臺更科學、更具實效的好政策，才能不斷促進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

第三，深入研究職業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就必須準確把握職業教育的內涵和本質，按職業教育規律辦事。職業教育作為一種類型教育已日益成為共識，但這種類型教育的內涵是什么？其內在規定性是什么？其固有規律是什么？此類問題并沒有形成共識。例如，當下經常談及的初中后分流和雙軌并行問題，對職業教育發展和學生的全面發展是否就是最優選項，其確立的科學依據是什么等。再如，對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區分，除了經常談及的技術技能培養和知識學術培養等看似有“明顯差異”的表面現象外，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是否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是否存在本質差異等。諸如此類問題，都會影響我們對職業教育內涵和本質的準確把握。如果不能準確把握職業教育的內涵和本質，或者對職業教育的內涵和本質把握不到位，泛泛來談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則是枉然。

總之，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事關我國職業教育的改革和發展，任務重大，應當投入更多的研究力量，對諸多關鍵問題進行科學研究，準確把握職業教育的內涵和規律，并按照職業教育規律辦職業教育，如此才能不斷推進職業教育改革和發展，不斷推進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

（文章選自《教育與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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