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教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主要模式

當前我國職業教育服務“一帶一路”建設主要有5種模式：企業主導的員工培訓模式，政府主導的援外培訓模式，院校主導的留學教育模式，配合企業“走出去”辦學模式和跨境合作辦學模式，這些模式反映了不同的社會需求和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水平。

自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社會各界掀起了“一帶一路”建設和討論的熱潮。在教育領域，教育部印發的《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教外〔2016〕46號)提出了聚力構建“一帶一路”教育共同體，致力于推進民心相通、提供人才支撐、實現共同發展的愿景。與產業發展聯系緊密的職業教育，具有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先天優勢，在若干年的實踐探索中，形成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不同模式。對這些模式進行梳理和分析，有利于總結和推廣經驗，提升職業教育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能力和水平。

在WTO框架下，教育被納入國際服務貿易的范疇，包括初等教育服務、中等教育服務、高等教育服務、成人教育服務以及其他教育服務等5類。根據聯合國《中心產品分類目錄》(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中學后技術職業教育服務、中學后副學位技術職業教育服務屬于高等教育服務范疇，大致與我國的職業教育尤其是高職教育服務相當。十多年來，我國職業教育在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提升國際化水平的實踐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服務貿易活動，形成了以企業主導的員工培訓和政府主導的援外培訓為基礎，以院校主導的留學教育和配合企業“走出去”辦學為重點，以跨境合作辦學為發展方向的多種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模式，服務能力和水平不斷提升，但也面臨著若干的問題。

一、企業主導的員工培訓模式

企業主導的員工培訓，即在“一帶一路”沿線布點的我國企業對自己的員工進行職業培訓，以滿足“一帶一路”建設對人才知識和技能提升的需要，它也是構成我國職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職業院?！白叱鋈ァ敝?，職業教育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基本模式。

毋庸置疑，在我國職業院校國際化提上日程之前，就有大量中資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許多國家進行投資，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和貿易活動。這些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離不開大量的人才支持，故不得不自己承擔所需應用型、技術技能型人才的培養任務，以滿足企業發展的需要。一方面，企業派出的中方人才大多不熟悉當地的政治經濟制度、宗教、語言、文化習俗等，這就必須結合當地情況進行一些必要的培訓。另一方面，絕大多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是發展中國家，職業教育發展水平普遍較低，技術技能型人才缺乏，企業使用當地員工也不得不進行職業培訓，使之能適應企業發展的需要。因此，在企業拓荒期，企業舉辦的員工培訓是早期我國職業教育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主要途徑和形式。例如，陜西運維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自2008年開始“走出去”發展，在海外參與建設大小電站項目20余個，這些項目多數分布在亞洲和非洲“一帶一路”沿線。為鞏固和進一步拓展海外市場，該企業重視員工培訓，培訓合格的人員可以獲得在非洲、中東等地區具有相當權威的電力崗位培訓畢業證書。[1]中航國際成套設備有限公司在肯尼亞拓展業務的過程中，由于在當地很難找到企業所需的操作工人，不得不組織開展職業培訓并策劃非洲職業技能挑戰賽(Africa Tech Challenge)，以此來培養和選拔技術工人。從2014年至2017年，該公司已連續策劃了四屆非洲職業技能挑戰賽，培養了數百名具有良好機床加工技能的人才，在滿足企業自身發展所需技能人才的同時，也為當地工業化發展儲備了人才。[2]

企業主導的員工培訓模式具有精準對接企業需求、產教深度融合等優點，這使培養出來的人才實踐動手能力強，也熟悉企業的工作崗位、標準和文化，從而能夠迅速適應崗位需求。但是，企業作為生產建設者，遵循的是“效益”原則，在人員培訓中一般是用最短的時間進行具體技能的實操訓練，這也是企業在人才培養中的長處，即能在較短時間里使員工達到“訓練有素”，但一般沒有充分的時間和精力去關注員工長遠的職業發展需求。作為非教育機構，企業并不熟悉教育的規律，故難以培養出完整的、具有長足發展能力的職業人才。與此同時，以生產建設為主要任務的企業，其開展的教育培訓一般規模較小，難以滿足大量的社會需求。

二、政府主導的援外培訓模式

政府主導的援外培訓，即為了更好地服務于國家對外開放戰略，相關政府部門配合對外援助政策而組織實施的人力資源開發項目和措施。由于援外培訓的大多數對象是“一帶一路”沿線的發展中國家，而我國越來越多的職業院校也加入援外培訓的承辦單位中來，因此這種培訓也就成為我國職業教育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模式。

新中國的援外培訓始于1953年，開始主要對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古巴、埃及等國家的實習生進行培訓，內容涉及農林、水利、輕工、紡織、交通、衛生等20多個行業。[3]目前，在教育部、外交部、商務部、科技部等政府部門的主導下，我國許多高等學校承擔了援外培訓任務，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培訓任務，包括各種技術技能培訓、教師培訓、官員研修等。其中，不僅有普通大學面向“一帶一路”建設開展的職業技術教育培訓，由職業院校承擔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各種教育培訓也隨之產生并逐漸增多。例如，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作為教育部首家“教育援外基地”(2003年)和外交部“東盟教育培訓中心”(2014年)，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指導巴基斯坦建設“旁遮普天津技術大學”，援建“埃塞――中國職業技術學院”；截至2018年4月，學校派遣援外教師200余人次，培養、培訓當地師生2萬余人；為60多個國家開展各類職業教育培訓，培訓學員1100余人次。[4]寧波職業技術學院自2007年起就承辦商務部的人力資源援外培訓項目，2012年設立中國職業技術教育援外培訓基地，已為印尼、斯里蘭卡、坦桑尼亞、贊比亞、肯尼亞、埃及等111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培訓了近1700名產業界、教育界官員和院校教師。[5]湖南鐵路科技職業技術學院則通過與中國鐵建、西南交通大學和肯尼亞鐵路學校合作建設肯尼亞鐵道學院，對大量肯尼亞本地學員開展鐵路技術方面的援外培訓。[6]此外，江西外語外貿職業學院、山東外貿職業學院、山東科技職業學院、安徽國際商務職業學院、陜西職業技術學院、黑龍江旅游職業技術學院、泉州工藝美術職業學院、湖南外貿職業學院、成都航空職業技術學院、湖北生物科技職業學院、廣西國際商務職業技術學院、福建新華技術學?！絹碓蕉嗟穆殬I院校承辦了政府部門的援外培訓項目，而這些項目大多數服務于“一帶一路”建設。

援外培訓作為一種“授人以漁”的援助方式，是彰顯大國責任擔當的一種重要途徑和形式，在我國援外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援外培訓無論是派出教師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施培訓還是接收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學員來校參加培訓，由于培訓的周期一般較短，受雙方語言交流障礙的影響，培訓項目的設計可能不盡合理，培訓的效果也可能會受到影響。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持續推進，援外培訓從培訓的對象范圍、培訓規模、培訓內容和形式上都將得到拓展，有條件的職業院校應該積極貫徹相關政策，敢于承辦援外培訓項目，并通過組織實施培訓工作找到自身的缺點和不足，進一步提升國際化水平。

三、院校主導的留學教育模式

院校主導的留學教育模式，即我國職業院校在相關政策的支持下，通過招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各類留學生，培養“一帶一路”建設所需技術技能型人才的一種服務模式。不論是接受學歷教育，還是來華短期留學、訪學或研習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學生，完成學習任務后大多回國工作，服務當地經濟社會建設。因此，隨著我國職業教育向國際化發展，職業院校招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留學生也逐漸成為我國職業教育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模式之一。

為從更高層次人才培養上支持“一帶一路”建設，2015年3月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就提出了擴大相互間留學生規模，每年向沿線國家提供1萬個政府獎學金名額的目標。在教育部《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中，又明確了設立“絲綢之路”中國政府獎學金，為沿線各國專項培養行業領軍人才和優秀技能人才。根據教育部網站信息，2017年全國共有來自204個國家和地區的各類外國留學生48.92萬人，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留學生31.72萬人，占總人數的64.85％；前10位生源國依次為韓國、泰國、巴基斯坦、美國、印度、俄羅斯、日本、印度尼西亞、哈薩克斯坦和老撾。[7]可見，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留學生占多數。這當中，職業院校招收留學生盡管是近年來的事情，但已快速起步?！吨袊叩嚷殬I教育質量年度報告(2016)》、《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2017)》顯示，我國高職院校接受國(境)外留學生(其中大部分是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留學生)的數量從2014年的2799名增加到2015年的3847名，再增加到2016年的7000名。這一規模增長說明，高職院校逐漸成為來華留學的新發力點。[8]從區域來看，江蘇省高職教育在招收留學生方面邁出了重要步伐。《江蘇省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2017)》顯示，截至2016年年底，江蘇省共有29所高職院校招收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主的留學生2669人。[9]例如，無錫職業技術學院為助力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積極招收來自印尼、老撾、尼泊爾、泰國、土耳其、伊朗、孟加拉國等國家的來華留學生；學校已有12個專業共招收了30余個國家的700多名留學生來校學習。[10]在我國沿邊省份，一些高職院校如南寧職業技術學院、云南機電職業技術學院、新疆農業職業技術學院等，也積極發揮自身的區位優勢，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教育。云南民族大學已與瑞麗市政府簽約，要在畹町口岸共建云南民族大學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職業學院，對外主要招收老撾、緬甸、泰國、柬埔寨和越南等國留學生，培養該區域經濟合作發展所急需的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

可以預見，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交流日益增多，相應的就業崗位不斷增加，民心逐漸相通，加上我國高職院校的國際化水平提高，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學生來華接受高職教育。但是，在我國與各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技術標準互通和學歷互認之前，來華留學教育的規模和質量都會受到限制。與此同時，留學成本較高，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低，學生經濟承受能力有限，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也很難調動他們留學中國的積極性。而現有的1萬個政府獎學金名額，惠及高職教育的卻很少。此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已被國際證明是職業教育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的基本模式和共同經驗，技術技能型留學生培養遠離其就業地區辦學，難以緊密結合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其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能力是否會因此受到影響，是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四、配合企業“走出去”辦學模式

配合企業“走出去”辦學模式，是我國職業院校與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我國企業合作，針對企業發展對人才、技術和社會文化環境等方面的需求，與企業合作開展人才培養、技術研發和社會服務活動，從而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一種模式，也是當前我國政策積極倡導、比較容易推進且能體現職業教育類型特色的一種國際化模式。

大量的研究表明，目前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投資的企業有1萬多家，但與高校合作的并不多，以致非常缺乏相關的專業人才：一是既掌握相關國家語言又熟悉當地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了解當地宗教文化和生活習慣的項目管理人才；二是生產、建設、管理和服務一線的技術技能型人才。企業所在國家為了促進本國就業，一般會限制從中國選派工人的比例；企業在發展和升級過程中，其自身組織的員工職業培訓又無法滿足這樣的人才需求。例如，中國電力建設集團的業務分布在全球80多個國家和地區，該集團推行勞務作業層和項目管理團隊的本土化，但在境外的本土化招聘中很難招到合適人才，想自辦學校培養又存在師資和設備上的困難。[11]為配合國家對外開放戰略，《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國發[2014]19號)提出了“推動與中國企業和產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職業教育發展模式，注重培養符合中國企業海外生產經營需求的本土化人才”的要求；教育部《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進一步明確：“鼓勵中國優質職業教育配合高鐵、電信運營等行業企業走出去，探索開展多種形式的境外合作辦學，合作設立職業院校、培訓中心，合作開發教學資源和項目，開展多層次職業教育和培訓，培養當地急需的各類‘一帶一路’建設者。”在這種背景下，我國職業院校開始配合企業“走出去”發展的需求，赴“一帶一路”沿線與企業開展各種形式的境外合作辦學，培養企業在當地生產經營所需的人才。例如，我國有色金屬企業在“走出去”發展的過程中，就對高水平職業教育和員工培訓有較大需求，于是由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牽頭，在有色金屬行業開展職業教育“走出去”試點，并于2016年確定了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等8所職業學校作為首批試點項目學校。同年，寧波職業技術學院等國內18所高職院校校長與中航國際成套設備有限公司等10家企業和行業協會負責人，在北京發起倡議成立“一帶一路”產教協同聯盟。[12]

配合企業“走出去”辦學，培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資企業發展所需要的本土化人才，不僅是我國經濟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必然要求，也是職業教育國際化的有效途徑，具有自身的先天優勢，其本身也符合技術技能型人才成長的規律和培養的基本要求。與普通教育輸出相比，職業教育配合企業“走出去”，強調實用知識和技能的培養，這些內容與意識形態無關，更容易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接受，從而不會被視為一種“文化侵略”而遭到排斥和抵制。因此，職業院校應當根據自身的情況，選擇與“一帶一路”沿線比較成功的中資企業深入合作，既為“一帶一路”建設培養本土化人才，又通過境外辦學提升自身的國際化水平和競爭力，從而實現校企“雙贏”的結果。

五、跨境合作辦學模式

職業教育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跨境合作辦學模式指中國學校、企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學校、企業、政府或其他機構合作，通過在中國境內或“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設立各種形式的辦學機構和項目，共同培養“一帶一路”建設所需技術技能型人才，從事技術研發和社會服務的一種辦學模式?？梢姡c在中國境內舉辦且主要招收中國學生的“中外合作辦學”模式相比，這種辦學模式具有更寬廣的外延，有利于職業教育靈活地應對“一帶一路”建設的訴求。

中外職業教育發展經驗已經證明，作為與地方經濟社會密切聯系的一種專業教育類型，在積極借鑒國際成功經驗的同時，必須結合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實際探索出一條本土化的發展道路。因此，我國職業教育在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探索中，也必須結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情，特別是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產業結構、人口、教育基礎、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因素，實現職業教育在當地的本土化。上述的配合企業“走出去”辦學模式雖然已經結合了當地實際情況，但辦學目的更多考慮的是中方企業發展對人才的需求，深層次的跨文化交流并不多。由于民族的復雜性、宗教的多樣性以及相應的文化差異性等都會給中國職業教育的本土化融合帶來巨大挑戰。[13]因此，要使我國職業教育真正融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教育體系并為社會所廣泛接受，就必須突破與當地中國企業、學校合作的限制，與所在地的學校、企業、政府或其他機構合作，設立跨境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從政策支持來看，《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了“探索和規范職業院校到國(境)外辦學”的要求，教育部《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提出了積極推進與沿線各國在青年就業培訓等共同關心領域的務實合作，在沿線國家之間開展高水平合作辦學的倡議。從實踐來看，我國職業院校在提升“一帶一路”建設服務水平的探索中，建立了多個跨境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例如，2016年9月，江蘇海事職業技術學院與中國贏聯盟、幾內亞技術教育和職業培訓部合作成立了“幾內亞―江蘇海事職業技術學院韋立船員學院”；2016年10月，寧波職業技術學院與非洲貝寧的CERCO學院合作成立了中非(貝寧)職業技術教育學院；2016年3月，天津渤海職業技術學院和泰國大城技術學院合作建立了首個海外“魯班工坊”，到2017年11月，天津市部分中、高職院校已在泰國、印度、英國、印尼、巴基斯坦等國家建設了6個“魯班工坊”。[14]同一時期，重慶城市管理職業學院與埃塞俄比亞將軍溫格特職業技術學院簽署共建“魯班工坊”合作協議，廣西柳州鐵道職業技術學院與泰國東北皇家理工大學合作成立“泰中軌道交通學院”……各種形式的跨境合作辦學機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紛紛設立。

跨境合作辦學是一種雙邊或多邊的合作辦學形式，它超越了“中外合作辦學”的范疇，能夠以靈活多樣的形式適應職業教育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需要，因此成為當前我國一些職業院校提升國際化水平，增強服務“一帶一路”建設能力的一個發展方向?？梢灶A見，隨著越來越多的職業院校跟著中國企業走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隨著這些職業院校在當地辦學活動的拓展和深化，將有越來越多的跨境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出現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動我國職業教育在當地的本土化進程，從而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而我國職業教育的國際化水平和競爭力也會因此不斷提升。當然，這個過程也充滿著許多困難，國與國之間政治經濟制度的差異、教育體制和文化習俗的不同、學歷和技術標準的不相通、非通用語言的障礙、國際化師資的欠缺等，都可能制約跨境合作辦學的實施，這需要職業院校做好不怕困難、勇往直前的準備。

六、結語

以上總結梳理出我國職業教育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5種主要模式，其發展呈現出辦學主體從單一到多元、合作方從單邊到雙邊或多邊的一個發展趨勢。在這個過程中，職業教育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廣度和深度在不斷拓展，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能力在逐步增強，國際化水平也得到了快速提高。

以上職業教育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5種模式是圍繞人才培養展開的，而伴隨著職業院校社會職能的發展，從事技術研發和除社會培訓之外的其他社會服務，也是職業教育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途徑。從實踐上看，當前我國職業教育實踐已不僅僅局限于這5種模式，一些職業院校開始為“一帶一路”沿線的企業開展技術服務，或探索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智庫建設，有的開始探索利用“互聯網+”模式，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輸出優質的課程資源，還有的開始探索推動畢業生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就業的途徑和措施等。因此，伴隨著“一帶一路”建設向縱深發展，職業教育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模式也將更加多樣化。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職業院校應該認真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職業教育需求和中資企業發展情況，結合自身的情況，如所在區位、專業設置、師資等因素，選擇適合自身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