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系建設：有目標還要看執行

李華 繪

    到2020年建成現代職教體系，這是一個動態的目標。為了更接近這個目標，需要合理的政策工具、大教育體系的塑造以及文化與制度的良性互動，其中選擇合理的政策工具為政策執行之要。

    美國政策學者艾利森認為，在達到政策目標的過程中，方案確定只占10%，而其余90%則取決于有效的執行?，F代職教體系的建成，“徒法不能以自行”，政策執行才是最直接、實際和具體的解決問題的過程，而任何的資源分散和目標偏離都會影響政策的執行效果。

    到2020年建成現代職教體系，這是一個動態的目標。為了更接近這個目標，需要合理的政策工具、大教育體系的塑造以及文化與制度的良性互動，其中選擇合理的政策工具為政策執行之要。職業教育只有內外構建成基于官產學研共同作用的良好系統，兩頭延伸為教育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上下統合為完整的職教體系，才算是交出了圓滿的答卷。

    選擇合理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是政府運用權力進行資源配置的手段。政策工具家族有三個最為重要的手段：管制類政策工具、激勵類政策工具和信息傳遞類政策工具。

    分析現有的職業教育政策工具，我們會發現：各方所期待的新《職業教育法》出臺，實質是希望通過法律、法規等管制類政策工具讓職教參與主體行為規范化；而職教生免費計劃、職教基礎能力建設、大規模職校教師培訓計劃、中職教師素質提高計劃等政策，則是以財政、經濟手段，對職業教育的基礎建設、能力建設以及教科研支撐系統所運用的激勵類政策工具；麥可思年度報告等信息類政策工具則成為政策宣傳的重要手段。只是這些政策工具的組合利用，似乎未能真正提升職業教育的地位、社會號召力和自身的成長。

    我們考察美國教育制度的設計和工具選擇，可以看到，其采用了來去自由、機會均等、不搞分軌教育或類似的制度，而是通過一種非常隱蔽的方式（如根據能力或成績劃分學習小組）來實現學生的分流。在美國，大多數職業均沒有對正規教育或學位提出要求，學生可以通過正規教育或職業教育的途徑獲得同一工作，雇主很難根據學生的畢業證書來判斷他是否具備完成工作所需要的能力。

    我們再看德國，陣容齊整的教育——職業資格框架和等級森嚴的就業市場相結合，構成了德國公立和私立各部門的就業體系，這個高度層次化和標準化的教育——就業體系，來自于一個教育家、雇主、學生家長以及學生本人都認可的制度設計理念——“專業領導力需要學校教育和職業培訓的共同努力”，以及該理念指導下的一系列制度化設計。

    由此看來，體制結構上的差異，構成了一個大的社會背景，從根本上決定了人們的職業偏好和教育選擇。美國的職業教育，更多地遵循了教育內部的發展規律，順從了教育的本質，讓學生充分自由地成長。而德國的職業教育，更多地與經濟學家的雙重中心觀不謀而合，認為人力資本需要學校教育與就業訓練共同造就。

    我國現代職教體系建設的文化背景似乎更接近美國的制度模式，但我們的政策工具選擇卻更多地與德國的做法相似，例如中學后的分流、職教普教1:1的比例、600多所升本學校的職業教育轉型等強制性的政策工具選擇?，F代職教體系建設依賴于市場、政府、學校、學生的良性互動和支撐互動的政策工具。今后的發展道路，是更多地以市場工具為手段，引發職業教育競爭發展的格局？還是沿襲政府一貫大包大攬的做法，通過強制分流來創造職業教育體系的建設環境？這是職教發展轉型期的重要課題。

    塑造大教育體系

    加拿大《職業崗位分類詞典》對7000多個職業崗位進行了分析，認為其中65.76%的職業崗位所需的職業技術培訓時間不超過一年，54.53%在6個月以下。也就是說，滿足產業結構需要的適崗教育只需要一個較短的過程，職業教育之“職業”是一個易于獲得的過程，而職業教育之“教育”則是一個終身的過程，職業教育作為終身教育的一個階段、一個過程，要為人的終身發展奠基，這就需要我們具有融合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終身教育理念和制度設計，將職業教育向兩頭延伸，從而改變教育的生態。

    一方面，職業教育要向基礎教育甚至學前延伸。黃炎培曾提出職業教育要向小學滲透：“就是當高小期內，視察學生從農的多，還是從商的多？倘使從商的多，則一切課程均以商業為中心……這種以職業為中心的教育，叫做職業陶冶”。美國國際技術教育協會制定的《美國國家技術教育標準：技術學習的內容》中列出了基礎教育階段學生需要掌握的核心技術知識與技能標準，強調通過技術素養教育，指導學生為一個技術世界做好準備，讓學生理解技術在社會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技術對環境的影響，社會在技術的發展和使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技術教育對于學生終身發展的意義。在我們的幼兒園里，孩子們學拼音、背古詩、學數學，而德國的學前教育則強調“事實與環境教育”、“實際生活與家政教育”，通過帶孩子們參觀警察局學會如何報警，通過參觀消防局學會如何滅火避災?！奥殬I”的教育讓孩子們產生了職業無高低貴賤的職業認同感，這使職業教育比“惟有讀書高”培養“精致利己主義者”有了更廣泛的社會基礎。

    另一方面，職業教育要真正建造起“立交橋”。職業教育內部中職和高職的分層，更多的是解決“技術”與“技能”、“會做”與“做好”相互區別問題，而職教體系的建設是把職業教育放在終身教育的背景下，通過技術手段設計普教與職教文憑等值、各類各層次教育資格認證、學分轉換制度。只有打通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分隔的局面，讓每個讀職校的學生能在可預期的開放背景下認真學習、努力向上，才能真正發揮出教育的功能。而無論是普教還是職教，教育提供的是每個時期最好的“助產婆”功能，這樣，所有教育都在為人的職業做準備，同時“教育”又與“就業”保持適當的張力，也使教育獲得自身的成長和發展的獨立空間。

    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在適應產業結構需求的同時，還擔負著學生能力提升、學生自我發展的社會功能。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政策中關于終身教育的特別提醒，如果所有的學段都能積極響應，將在一定程度上強化職教內部的聯系，以及職教和普教與成教的聯系，形成一個彼此銜接補充的完整的教育體系。

    文化與制度良性互動

    職教體系建設是社會體系建設的一部分，每一個職教參與者都在選擇、決定和塑造自己的個性。如何使各參與方的策略選擇從“個體理性”走向“集體理性”，從而使系統整體有活力地運行，必須通過文化和制度的良性互動。

    長期以來，職業教育缺少大眾認同成為了制約職業教育發展的深厚文化背景，國家政策推動的“集體理性”面對著“個體理性”的排斥。一項調查表明，對于“選擇就讀職業學校的原因”，72.2%的中職學生的回答是“沒考上普高”，73.1%的高職學生回答“沒考上本科”。

    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中，一種文化習慣總會被一些隨機事件所引發的新慣例所取代，從而形成文化的演進。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推進，人們對職業的認知也越來越務實，這為現代職教體系的制度設計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目前，現代職教體系建設中的一些制度設計形式化和非人性化，與千家萬戶“望子成龍”的期待存在著一定沖突，但國家利益和百姓自身對職業和教育的需要是共同的，制度設計只有建立在共識的基礎上，并用各方的核心利益來驅動，文化與制度才可能形成更加良好的互動。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認為，發展的目標和手段要求把自由的視角放在舞臺的中心。按照這種觀點，人的自由是發展的最終目的和重要手段，當人有機會對自身的前途進行塑造時，一定要把他看做是準備主動參與的，而不是讓其被動接受。因此，國家和社會必須在加強和保障人們的選擇權和參與能力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而不是只為其提供制成品。文化和制度的良性互動也應該遵循這個基本原則。

     (作者系揚州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